
当地时间11月12日,巴西总统卢拉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,公开点名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葡萄牙等西方国家,要求这些长期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富裕国家,承担应有的气候责任。卢拉还重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争论,当年,一些西方国家把全球环境问题归咎于中国,卢拉对此直接质问:你们经历了200年工业革命,污染了整个地球,打算偿还欠地球的债吗?如果不偿还,就没有道德立场指责中国。

这番话引发现场热烈掌声,卢拉提出的核心问题非常明确:西方国家依靠高排放完成工业化,如今却要求后发国家承担同等责任,这种要求究竟是否公平?
要理解卢拉为什么如此强硬,首先必须弄清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。工业革命以来,欧美国家率先发展钢铁、煤炭、石油、汽车等产业。持续两百多年的工业化,不仅创造了巨额财富,也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。这些排放不会因为工业化结束就立即消失,二氧化碳能够在大气中长期存在,过去积累的排放持续影响今天的全球气候。因此,衡量一个国家的气候责任,不能只看最近一年的排放总量,还需要考虑历史累计排放。
西方已经利用大量化石能源完成经济发展,后发国家却要在更加严格的排放限制下完成同样的任务,这正是卢拉认为不公平的地方。
中国、印度、巴西等发展中国家,既需要推动经济增长,也需要改善就业、住房、交通和基础设施。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费仍然具有现实需求。如果西方国家只强调这些国家的排放规模,却回避自身历史责任,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转型成本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始终强调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。所有国家都需要应对气候变化,但责任不能简单平均分配。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,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。
问题在于,部分西方国家在提出减排要求时态度积极,真正涉及资金和技术义务时,却迟迟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。2009年,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。然而,这一目标直到2022年才首次实现,比原定时间晚了两年。即使后来资金规模有所增加,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转型需求相比,仍然存在巨大缺口。

能源转型不是简单关闭燃煤电厂,发展中国家需要建设新能源电站、改造电网、配置储能设备,还要承担极端天气带来的基础设施损失。这些项目需要长期投资,而不少发展中国家本身就面临债务负担和融资困难。如果发达国家不给予足够支持,却不断提高环保标准,最终就可能导致贫困国家承担不起转型成本。
卢拉质问西方的真正目的,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先兑现自己承担的义务,再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全球减排标准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西方国家在气候责任问题上还存在另一种矛盾。过去几十年,一些欧美企业不断把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。本国消费者继续购买工业产品,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却主要计入制造国。这种统计方式虽然符合现行排放核算规则,但如果完全忽视全球贸易分工,就容易形成责任认定上的偏差。
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业国家,承担了大量工业品生产任务。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最终进入海外市场。因此,讨论中国排放问题,既要考虑国内能源结构,也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。
而且,中国并没有因为发展需求而停止绿色转型。近年来,中国持续扩大风电、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。2025年,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已经达到21.7%,绿色能源正在成为能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产生了明显的国际效应。随着中国光伏组件、动力电池和储能设备大量投入市场,相关产品的制造成本不断下降,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更低成本建设清洁能源项目。11月14日,欧洲环保组织负责人劳拉·克拉克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,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为全球加快脱碳提供了重要机遇。这说明,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服务于自身减排目标,也在帮助其他国家降低能源转型门槛。
而卢拉对西方的质问,还有一层更深的现实意义。当前,全球绿色产业竞争正在加剧。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加快能源转型,另一方面又通过贸易壁垒限制中国新能源产品进入本国市场。问题是,限制低成本清洁能源设备流通,可能直接提高新能源项目建设成本,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更加困难。
如果保护本国产业的要求压倒全球减排合作,那么环保规则就容易偏离原来的目的。对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而言,这种趋势尤其值得警惕。今天受到限制的可能是中国新能源产品,未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业同样可能遭遇类似障碍。所以,卢拉维护的并不只是中国的立场,更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公平发展权利。

气候大会真正需要解决的,不是谁更有资格指责别人,而是怎样把历史责任、现实排放和经济发展需求结合起来,建立能够执行的责任分担机制。西方国家如果希望国际社会接受更加严格的气候规则,就应当首先拿出与自身历史责任相匹配的实际行动。否则,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指责,很难获得充分的说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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